(原标题：《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》：“性别红利”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)

《报告》显示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，劳动参与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2014年，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64%，与世界女性劳动参与率平均水平50.3%相比，高出约14个百分点。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同，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，但该差距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因此，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性别差异的视角来看，中国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度还是较高的。

《报告》从就业结构分析到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存在行业差异，但其就业结构不断改善，第三产业成为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“阵地”。2013年，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，占就业总数的45%，考虑到女性以各种灵活就业形式参与劳动力市场，这一比例将更高。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，妇女从事第二、第三产业的比例比10年前提高了25个百分点，各类负责人、专业技术人员、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较1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。2013年女性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到661万人，占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44.1%，比2000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。2014年，在国家统计局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情况调查表中体现的19个行业分类中，有五个行业的女性就业人员占比超过了50%，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(50.10%)、金融业(50.63%)、教育(51.96%)、住宿和餐饮业(55.45%)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(61.53%)，五个行业均属第三产业。可见，女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，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做出贡献。

《报告》认为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与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特征类似，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。从1990年的72.4%下降到2014年的64.0%，二十余年间下降了约8个百分点，尤其是在21世纪初下降幅度较大。通过对各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，20-29岁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较快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，使得人们受教育机会增加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延长了人们在校接受教育的时间，年轻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。这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，但在长期促进了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。通过比较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以发现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，高学历女性成为释放“性别红利”的中坚力量。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步入工作黄金时期，而未来消除性别平等的努力也将取得一定成果，使得女性在就业中的歧视逐渐减少，更有利于激发女性在工作中的潜能，通过“性别红利”的释放推动下一阶段经济的发展。

《报告》显示，女性晋升存在“玻璃天花板”障碍，女性职业级别到一定水平之后很难再有突破。具体表现包括国有企业女性管理者占比更低，女性管理者多处于中低层位置，女性管理者收入低于男性管理者。然而，女性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高于男性管理者。

对于女性工资水平，《报告》指出“普遍低于男性但差距呈缩小趋势。”1995年我国的性别收入比为85.9%，2002年略有下降，达到84.5%，2007年性别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，性别收入比下降到73.9%，到2013年性别收入比上升到78.2%。调查分析，虽然性别工资比在这些年有些波动，但总体而言，女性收入低于男性收入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，而且最近十年与过去相比还有扩大趋势。

《报告》　分析认为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或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。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、生育成本单位化的情况下，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，将使生育对妇女劳动参与职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凸显。有些用人单位为避免孕产期用工成本增加，在招聘时“限男性”或“男性优先”，有些单位甚至不愿意招聘已婚已育、可能生育两孩的求职妇女。有些单位在妇女怀孕、生育时，减少其职业培训和晋升机会，限制其职业发展；也有些在女性怀孕时，不是劝诱流产，就是通过各种方面迫使怀孕女性辞职。对于部分因生育中断工作时间较长的妇女，其职业培训需求得不到满足，返回劳动力市场时难以再就业。

“女大学毕业生就业依旧困难重重。”　《报告》显示，2014和2015年，男性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比女性高约10个百分点　。然而，男性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与女性差距明显缩小，2014和2015年，二者差距均在两个百分点以下。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性别歧视问题突出。

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出席并致辞。来自国际劳工组织、国家发改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全国总工会、全国妇联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家部委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会。

(原标题：《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》：“性别红利”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)

 本文来源：中国经济网责任编辑：